首先,我们需要排除基因因素的影响!换句话说,秦国能够连续七代出现杰出人物,绝对不是因为嬴氏的基因好。若从基因角度考虑,其他六国的基因并不比秦国强:
- 燕国:与周王室的血缘关系非常密切,且建立国家的历史早于秦国数百年。
- 齐国:姜氏齐国,姜子牙的后代,这样的基因能差得了吗?后来的田氏齐国,祖先更是帝舜,根正苗红。
- 楚国:熊氏,祖先为颛顼高阳,且楚国的建立比秦国要早几百年。在秦国建立时,楚国已经是强国。
展开剩余81%- 韩、赵、魏三国:这三个国家都源于晋国,赵国与秦国拥有共同的祖先,而韩魏两国也有远亲关系。
因此,秦国连续七代明君的成就与基因毫无关系,毕竟各国的祖先并没有明显的基因优势。秦国之所以能够连续产生七代明君,最根本的原因在于,从秦孝公开始,秦国实施了“商君之法”,并且深刻推行法治,使得秦国的政治体制不断推动国王的优秀与出色。这种政治体制的延续和变化,最终让秦国的王朝在出类拔萃的国君的领导下不断强盛。
可以说,只要秦国的体制得以延续,无论是嬴驷、嬴稷、嬴荡、嬴异人还是嬴政,秦国的国君都会是杰出的领袖。因为从秦孝公开始,到始皇帝之前,秦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不可能出现昏庸的君主。为什么呢?这一切都源于秦孝公的一纸《求贤令》。
当秦孝公继位时,秦国面临的局面非常严峻。尽管它的周边有六个强国(燕、韩、魏、齐、楚、赵),即便是曾经风光的卫国、宋国、鲁国这些衰弱的旧贵族诸侯国,也视秦国为蛮夷之地。为什么呢?因为在这些国家眼里,秦国并不是正宗的华夏族群。秦国本来是一个晚建的国家,之前一直与西戎部落交流,血统上早已与纯正的华夏人种有所混杂。更为重要的是,战国之前,秦国长期被晋国压制,连河西地区也被晋国霸占。每次秦国试图东进,都会被晋国狠狠击败。
在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后,秦国本以为可以稍作喘息,然而魏国的强势再次让秦国遭遇了长时间的压迫。秦孝公的父亲也在一次力战中死于魏国之手。国内方面,秦国的局势几乎走向崩溃。贵族掌控了大量资源和土地,宗室几乎没有任何收入。即便有战争,贵族的军队总是坐享其成,宗室军队不得不冲锋陷阵,战争胜利时,贵族先分得战利品和土地,失败时,宗室背锅。整个秦国的政治体制已是进退两难,无法自救。
面对这种困局,秦孝公深知,如果不进行改革,秦国必将陷入被魏国死死锁住在函谷关的境地,甚至可能被内部的贵族推翻。于是,他毅然决定推行变革,发布《求贤令》,诚招天下能人。
而就在此时,魏国的改革正如火如荼。魏国经过“李悝变法”,已取得一定的成就,且兵强马壮,早期的魏国人才济济。而楚国也经历了吴起变法,紧随魏国之后。齐国则借着田氏政权的变革,培养了大量人才。韩国也经历了申不害变法,一时风头无两。尽管秦国心生羡慕,但其在士人心目中的恶劣形象,使得《求贤令》初时并未掀起多大波澜。
在魏国,随着人才众多,反而出现了内部激烈的争斗。吴起被赶走,孙膑成了残疾,公孙衍遭到猜忌等。正是在这种权力纷争中,魏国的贵族公叔痤发现了一个有潜力的门客——卫鞅。卫鞅,原是卫国的没落贵族,目睹了魏国的变法,他暗中吸取了各种变革经验,静心观察。
公叔痤临终时,向魏王推荐卫鞅,但魏王并未看好他。最终,公叔痤死前坚持要魏王用卫鞅,否则就杀掉他。卫鞅最终逃脱,得知秦国发布《求贤令》,便带着行李前往秦国。这对秦孝公来说正是天赐良机,而卫鞅也终于找到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。两人合作开启了大刀阔斧的变革。
卫鞅依据自己在魏国积累的经验,为秦国设计了一套富国强兵的战略,秦孝公完全采纳了这些建议。商君之法的实施打破了秦国的旧有体制,彻底挑战了贵族的利益。在这种改革下,秦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。即便是出身低微的奴隶,只要在战争中立功,便可以晋升为贵族。与此同时,秦国的贵族如果三代没有显著功绩,就会被剥夺爵位。这样的激励机制激发了全社会的活力。
经过一系列改革,秦国迅速崛起,并在秦孝公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。改革后的秦国逐渐强盛,卫鞅的影响力也达到了巅峰。他被赐封为商君,并开始大规模扩展秦国的领土。虽然秦孝公短命早逝,但商鞅的改革留下了深远影响。随着秦孝公的去世,商鞅因得罪贵族而遭遇反噬,被车裂致死。然而,秦国在新君的领导下继续沿用商君之法,最终在秦惠文王的领导下完成统一天下的伟大事业。
商君之法使得秦国脱颖而出,成为战国后期最为强大的国家。而秦国的连绵不绝的明君和改革成就,与法家思想密不可分。法家思想强调奖惩分明,确保有才之人可以得到任用,无论其出身如何。这一体制的持续推动,保证了秦国政权的稳定与强盛,也最终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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